刘永丽||海派文学中的百货公司空间叙事
摘要：现代历史时期，由于百货公司空间的生产，产生了新型的社会关系，形成了现代消费社会的观念形态，空间成了有意味的形式。由此，海派文学中的百货公司叙事也体现出丰富意涵：一是百货公司作为开放性的公共空间，呈现了社会各阶层的观念形态，丰富了作家的情感表达方式及都市体验；二是百货公司橱窗及柜台空间，成为展现阶层及政治冲突的书写手段；三是百货公司作为女性生存空间场域，成为展现性别文化及女性解放的最佳书写场所。
现代历史时期，百货公司及其周边娱乐场所空间的开拓是海派文学得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这个时期的百货公司空间及其各种设施，乃是资本的一部分。它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商品经济的生产模式，并被用来生产利润及剩余价值。百货公司空间的这种资本操作构想，也影响到文学形态。吴福辉认为新感觉派小说的出现“是与这个城市的现代消费文化的成型密切相关的”，他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上海租界内南京路、霞飞路林立的百货商场、饭店、酒吧、电影院、跳舞厅，没有活动其间的白领阶层，也就没有了新感觉派的表现对象和消费对象。”[1]正是因为百货公司及周边娱乐场所空间的生产，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滋生了新的生存方式，也“重新塑造了新的阶层区分，塑造了新的社会关联”[2]，从而也塑造了民众的现代消费观念，形成了新的情感结构，继而产生了新形态的文学。而文学也赋予了这些新空间以意义，并构成了文学中的空间叙事。有论者认为研究文学中的空间叙事非常重要，因为“人类的叙事活动与人类所处的空间及其对空间的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3]， 而空间是“比较稳定的知觉图式体系，亦即环境的‘形象’（Image）”[4]。由此，对空间的书写，反映着作者意识深处的观念形态，也体现着作者所接受的文化形态。那么，现代历史时期海派文学对百货公司空间的书写，是否也是蕴藏丰富内涵的、有意味的形式呢？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 、百货公司：作为开放性的公共空间
据学者考察，现代历史时期，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先施（建于1917年）、永安（建于1918年）、新新（建于1926年）、大新（建于1936年） 具有极高的公共性空间，“不仅是顾客，无论是谁都可以像进入都市道路和公园那样，不仅免费还可以毫无顾忌地自由浏览”[5]，几乎是一个观看现代文明的窗口，展现出开放的都市气魄。这些百货公司出于吸引顾客的目的，“都设有顾客休息处，设有沙发、藤椅，只需衣冠整洁者，可以自由占座，况且都装有冷气”[6]。百货店公司及其衍生的游艺场、电影院等构成了庞大的建筑空间，同时容纳社会各阶层的市民消费，开放的橱窗和敞开的多个入口，物品的自主选择，这一切形成了开放的公共空间，“提供了观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文化互动的一扇窗”[7]，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因为其“正好与‘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所标榜的民主精神是不谋而合的”[8]。叶灵凤《落雁》中，在深夜里身陷危险的主人公“只知道向前面那亮的地方跑去”，因为“那亮的地方正是几家大商场和游戏场灯光的反射”[9]，即展现了民众心目中的百货公司是安全的公共空间、人群聚集的地方。白先勇在《上海童年》中说，逛四大公司是他在上海童年时代的兴奋体验：
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像是四座高峰隔街对峙，高楼大厦密集的地方会提升人的情绪，逛四大公司，是我在上海童年时代的一段兴奋经验。永安公司里一层又一层的百货商场，琳琅满目，彩色缤纷，好像都在闪闪发亮，那是个魔术般变化多端层出不穷的童话世界，就好像永安公司的“七重天”，连天都有七重。我踏着自动扶梯，冉冉往空中升去，那样的电动扶梯，那时全国只有大新公司那一架，那是一道天梯，载着我童年的梦幻伸向大新游乐场的“天台十六景”。[10]
百货商场在童年的白先勇眼里，是个“魔术般变化多端层出不穷的童话世界”，可见其所蕴含的对儿童的吸引力。所以，百货公司空间不是一个简单的买卖东西的地方：“它们形成了公共空间和被看景观之巨大延伸的一部分……它们提供了惊人丰富的便利、娱乐和视觉快感。”[11]百货公司和电影院、游艺场、茶馆、舞场、街道等衍生物一起，构塑了一个现代性空间与景观被民众消费。据记载，“上海各阶层市民的阖家老小，闲来都爱逛公司，在充满商品诱惑的窗橱前面‘溜玻璃眼’，进百货店消磨上数小时，即使不买（或无足够钱买），饱饱眼福，也能尽兴”[12]。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百货公司集中了全球各地的时髦物品，曾有外国人如此惊叹其繁华与物品的丰盛：“游客一上埠，就会发现他们家乡的所有商品在上海的百货大楼里都有广告有销售。Jaeger名牌毛衣和BVD牌内衣陈列在一起，卖HOUBLGANT香水的下面一层店面，FLORSHEIM牌的皮鞋又紧紧地吸引着顾客的视线。上海百货公司里的这种世界格局足以在中外商店前夸口它是‘环球供货商’。”[13]百货公司空间由此成为都市社会中重要的现代性标识与消费景观。叶灵凤《红的天使》中说到外地人去上海的计划，“第一先到几家大公司去光顾”[14]，即展现了四大公司在普通民众眼中的“景观”特色。民众从其陈列的来自世界各地商品图景的看视中，无形中建构了对世界以及自身生活的认知，形塑着人生观及价值观。
与百货公司联系最为紧密的当是橱窗和街道。伯纳德·鲁道夫斯基在《人的街道》中这样说：“街道不会存在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亦即不可能同周围环境分开。换句话说，街道必定伴随着那里的建筑而存在。街道是母体，是城市的房间，是丰沃的土壤，也是培育的温床。其生存能力就像人依靠人性一样，依靠于周围的建筑。完整的街道是协调的空间。”[15]同样，依靠百货公司而存在的街道，和居民胡同街道也不一样，这样的由商品橱窗组成的街道是最重要的联结“人与物之间的中介”，是“交换、商品买卖的主要场所，价值的变迁也产生于这里”[16] ，最能体现消费观念形态的变迁。所以，有论者说：“一部街道的发生史也是一部商品的变迁史，商品的展示史。街道的历史是被商品逐渐包裹和粉饰的历史。”[17]街道两边的各式各样的商铺、百货商店、舞厅、夜总会等场所的建立，闪耀着的霓虹灯，既体现了建筑者对街道功能的构想，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民众的体验方式及价值观念。施蛰存的小说《春阳》里，年轻时“抱着牌位”成亲的婵阿姨来上海银行取钱，本来她很累，但“当她往永安公司那边走了几步路，忽然地让她觉得身上又恢复了一种好像是久已消失了的精力，让她混合在许多呈着喜悦的容颜的年轻人底狂流中，一样轻快地走……走”。那么，“什么东西让她得到这样重要的改变？”显而易见，是往“永安公司”方向——南京路的街景：“天气这样好……每一扇玻璃橱上闪耀着各方面投射来的晶莹的光，远处摩天大厦的圆形或方形的屋顶上辉煌着金碧的光。”[18]应该说，与百货公司相连的街道及橱窗的设置，是资本尽力把民众的日常逛街行为也纳入消费的权力构想，日常生活的街道由此“被改造成消费资本主义的延伸，而且人也被改变成消费者或观看者，其中商品化了的意义以及已嵌入符号系统的象征价值、情感价值，都已被内在化为现实的表征”[19]。婵阿姨在繁华的南京路——“上海的牛津大道，第五大街”[20]——构建的已经嵌入文化、自由之符号的象征价值、情感价值的现代性消费语境中，脱离了乡土社会加给她的诸种角色规范的羁绊，重新获得了主体性，开始考虑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了。由此可知，百货商场设施及其营构的周边环境，尤其是橱窗，是百货公司空间的重要延伸，承担着广告功能，其目的不仅在于销售，更重要的是在创造一种消费环境，形塑民众的消费观念。曾经有文章这样写商店橱窗的诱惑：
华贵高尚的轻裘，富丽堂皇的用具，五光十色的绸缎，珍奇宝贵的食品，都占着极合宜的角度，陈设在每一个电炬辉煌的窗橱里，它们似乎都充满着高傲而带有诱人的光芒，逗引着路人的羡慕，赞叹，和一阵阵含有贪婪性的目光；它们更逗引着许多躺在风驰电掣汽车里的“高等华人”的太太小姐们，直向着一座座活像魔鬼张着的巨口般的大门里钻。[21]
商店橱窗构筑的消费景观激发着民众的消费欲望，也形塑着摩登太太小姐们的生活观念及爱情模式，使她们“向着一座座活像魔鬼张着的巨口般的大门里钻”。这里魔鬼般的大门，显然有隐喻的味道。对奢华物品的贪欲确实如同入了魔窟，或许会因此葬送自己。穆时英的笔下就出现了“在奢侈里生活着的”女性，“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便成了没有了灵魂的人”。但如何拥有这些奢侈品？如果自身不能创造财富，那就只有把女性美丽的身体赋值，当成“资本的一种形式”， 作为价值/符号运作着的“交换着的符号的一种材料”[22]——尤其是利用作为性赋值的色情。由此不难理解海派作家笔下出现的众多的“物化”的女性，她们心甘情愿把自己的身体装扮成色情物，作为欲望交换符号载体而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或许正是源于橱窗里奢华物品的诱惑。在色情化的身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交换的社会功能”。所以在海派作家笔下，百货公司的橱窗空间往往是展现物质化爱情最好的场所。穆时英的《街景》中就有这样的场面：
一个从办公处回来的打字女郎站在橱窗外面看里面放着的白图案的黑手套。是秋天了，应该戴手套啦！便对身旁的男朋友道 ：“进去瞧瞧吧。”
到了里边：
“我明天生日，你预备送我什么呢？”
把刚领到的本月份的薪水放在身边的那男子下了决心道：“送你这幅手套，好吗？”[23]
而女人接下来又要腰带，又要帽子，“他便皱了眉尖，售货员却嘻开了嘴”。一方面是男人囊中羞涩，另一方面是女人的欲壑难填，这样的场景所展现出来的即是以物质为主的男女情爱关系。在《上海的季节梦》里，“女秘书站在珠宝铺的橱窗外面瞧着珠项圈，想起了经理的刮得刀痕苍然的嘴上的笑劲儿”，这种由物而想及人的情感结构心理，也暗示了两者之间暧昧的物物交换关系。
橱窗的这种开放性的存在方式，同时也丰富了作家的情感表达方式及都市体验。在叶灵凤的《时代姑娘》中，丽丽看完电影后心中悲伤，同行的萧洁见丽丽沉默不肯开口，“走过一家俄国衣饰店门口的时候”，就停住了脚，指着橱窗里陈列着的一件浅蓝薄呢大衣给她看，要买了送给她。这里展现的橱窗空间，成了男主人公讨好女人、向女人表白爱情的最好的道具。在滕固《石像的复活》里，橱窗成为用来展示人物灵魂裂变和行为异常的重要叙事元素：宗老本是一个“撇开一切功名富贵妇人，只管研究道学、励行他所持的禁欲主义”的基督徒，因去美术展览会买了一张“裸体雕刻的影片”，开始摈弃之前的人生哲学，疯狂想念三年前错失的爱人中村夫人。有一天，他走到一家大公司的门前，看到“玻璃的壁柜里，装着一个女性的蜡人，和真的人一样，穿着很讲究的春衣”，于是他把橱窗里的蜡人模特当成爱人，并敲碎了玻璃。一位警察盘问他，何故敲碎玻璃？他说：“他们把我的爱人藏在这里，耗费了我许多时候才找到，他们是强盗，夺去我的爱人。我自然要打碎这片东西，领她回去。”[24]小说以这样的叙事展现了人物失去了最基本的认知而陷入疯狂的状态。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世纪》里， 潆珠最后一次去见耀球——她生命中难得的给予她浪漫幻想的人，离开后，她看到“橱窗里上下通明点满了灯，各式各样，红黄纱罩垂着排帘、宫廷描花八角油纸罩，乳黄爪棱玻璃球，静悄悄的只见灯不见人，像是富贵人家的大除夕，人都到外面祭天地去了。这样的世界真好”[25]。橱窗里的世界，是物质丰裕的世界，而物质的丰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一种岁月静好的安稳生活。就是这样的富足生活，令家境败落的潆珠感到美好。橱窗的美好世界，成了展现主人公所期盼的人生的道具。而橱窗展示的世界与主人公所拥有的现实生活的对比，让人深切领会到主人公处境的难堪与悲凉。《花凋》中川嫦临死之前不能割舍的也是“橱窗里的东西，大菜单上的，时装样本上的，最艺术化的房间，里面空无所有，只有高齐天花板的大玻璃窗，地毯与五颜六色的软垫”，——橱窗上的东西和纸上的东西一样，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映照出不被父母疼爱的川嫦内心的悲哀。
二、百货公司橱窗及柜台政治
在左翼作家蒋光慈的笔下，百货公司是腐朽堕落的地方，是隐喻贫富悬殊的阶级冲突的空间形式。在《冲出云围的月亮》中，他把“三大公司的门前”“野鸡会集的场所四马路”和“热闹的游戏场”并置，给人一种“紧张的空气”，展现了作家对百货公司空间的贬抑。因为百货公司展览世界各地的豪华物品，是资本权力的象征，是社会不公的明证。百货公司表面上对所有社会阶层开放，但毫无疑问，它是如布尔迪厄所言的表达社会差别的奢侈品空间。据考察，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百货公司虽然开设了与平民阶层有关的经营中低档产品的一元商品柜台，但这些廉价商品放置在潮湿不通风、购物环境相对来讲较差的地下一楼。该层“无自动扶梯可达，与高级品的楼面有明显区隔”，所以，“在号称‘面向全民’的百货公司里，阶级色彩仍清晰可辨”。[26]可以说，百货公司所代表的物质文明和一般民众无关。蒋光慈《少年漂泊者》中的“我”，“想到先施公司去买点东西，可是进去走了几个来回,望一望价钱，没有一件东西是我穷小子可以买得起的”，而“看店的巡捕看我穿得不象个样……一点东西也不买，于是疑心我是扒手,把我赶出来了”。所以，“这里只合老爷，少爷，太太和小姐来，穷小子是没有分的”[27]。周乐山的《上海之春》中的主人公，“在那高耸入云的建筑物下间踱着，就如同一粒石子投进漩涡里去，叫你心情不得不紧张起来”[28]。这种紧张除了要躲避代表富裕阶层的横冲直撞的汽车，还因为与建筑物联结的马路上的小报是“供给有闲阶级阅读的”，气球是“供给姨太太，小姐们的哈叭狗或小弟弟玩的”，由此百货公司空间即与政治权力有了关联。列斐伏尔说：“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内含于财产关系之中，也关联于形塑这块土地的生产力。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29]百货公司空间聚集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确实也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冲出云围的月亮》即是利用先施公司空间的书写，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观念及信仰冲突话题。曼英在无意识中来到先施公司，看到“买货物的人大半都是少奶奶，小姐和太太”，展现了先施公司特属的阶级场域。曼英在绸缎部，遇到了“曾经幻想着伟大事业”的杨坤秀，她现在“穿着花缎的旗袍，脚下穿着一双花边的高跟皮鞋”，“脸上擦了很浓的脂粉”，现在的她完全放弃了革命信仰，“那些事情，什么革命，……那不是我们的事情啊。我们女子还是守我们女子本分的好”。[30]小说通过杨坤秀在绸缎部“满足而愉快”地购买绸缎这样的行为，寓示她堕落的事实：“她连自己的灵魂与肉体都统统卖掉了。”先施公司的绸缎部空间，由此成了意识形态冲突的空间，是庸俗享乐之人聚集的地方。克拉克说，空间中展列的景观“绝非是一个安全置放于场所中的景象，它是一种对世界的叙述，并且总是与其他的叙述方式进行竞争，有时则会遭遇不同而顽固的社会实践形式的抵抗”[31]。绸缎在现代历史时期是上层人士才能消费得起的物品，故而作家对绸缎部空间的书写也是对社会有产阶层的生活及精神状态进行叙述的方式之一。诚如布尔迪厄所言，“被占有物，无论是什么，都是被客观化了的社会关系”[32]。绸缎被什么人占有，映射的也是社会关系的存在形态。由此，百货公司空间的购物行为，展现的是当前社会关系的复杂情态。在《少年漂泊者》中，蒋光慈借购物柜台场景写到杂货店商家的奸诈：一个乡下人来店里买布，掌柜把店里所有的布都搬给他看了，他还是不满意。于是掌柜“到后面将给他看过的一匹花洋标，好好用贵重的纸包将起来，郑重其事地拿出来给乡下人看，并对乡下人说：‘这种花洋标是美国货，我们亲自从上海运过来的……’”[33]，最终以高几倍的价格把布卖给了乡下人。作者由此感慨：“商业的本身不会使商人有好的道德”，因为商人的目的是为了在货物上得到利润，赚钱可以不择手段。这其中蕴含着阶级剥削、压迫的主题。
对于底层人来讲，商店橱窗里陈列的奢侈品景观是引发堕落的罪恶之源。橱窗里奢华的商品谁都能看，使得“百货公司既分解了区分阶级的视觉征象，不断刺激着想要拥有商品的欲望，还传播着对一个更美好生活的热望以及伴随而来的不满足，它的确代表了一种对社会秩序的威胁”[34]。施蛰存在《四喜子的生意》中，就表达了橱窗商品对底层人欲望的刺激，并最终造成了犯罪的事实。三轮车夫四喜子看到四大公司的建筑群，——“新新公司，永安公司，先施公司，乖乖，好大的店铺子，就这么一爿开到我们盐城去，别的三百六十行买卖全不用做啦”，被繁华所震撼，被橱窗的模特所吸引：“那个女人做得真像是真的，……她穿着的一件是什么衣裳，电灯光里闪得怪亮，一点点的好像小银锞儿？又是那么样薄，穿着这种衣裳，要是里面没的衬，不是什么都会透出来给人瞧见吗？……外国女人就是那样的不要脸，天热了，都穿得这样妖怪。”商场橱窗的摆设不仅是推销商品的需要，同时也是推行有关衣饰、身体形态方面的价值观。底层人正是在这样“暴露”服装的刺激下，伦理观念一点一点发生转变，激发了要“发一笔横财”的欲望。且看四喜子的心理：
不过这种布一定是很贵的，这三个穷女人恐怕谁都一世不会穿上身呢。……只可怜我那双喜妞儿，跟着我怕不要吃一世的苦饭吗？哎，非得发一笔横财不可！太穷了做人究竟没味儿。[35]
“太穷了做人究竟没味儿”，这样的感慨正是基于看惯了商场橱窗的豪华摆设而产生的。商场橱窗摆设的奢华的衣饰，对底层人来说，是拼命工作一生一世都没有办法穿上身的奢侈品。四喜子由此有了通过不正当手段捞取钱财的心理，而正是这样的心理，使他接下来冒险抢外国女人身上的手镯。那手镯也是他曾经在珠宝店的橱窗里看到过的东西。
在《四喜子的生意》中，施蛰存写到四喜子在观赏珠宝店橱窗摆设的珠宝时，展露出来的对奢侈生活的垂涎值得深思。比如他看到项链子，心里想的是“不知要卖多少钱，一颗颗的都是精圆的大珠子，他奶奶，给我这么一颗，也就差不多好过一世啦”。作者通过这样的书写，展现的是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百货公司的商品是富人们才能享受的美好器物，底层人终其一生的劳动所得，也永远无法触及。而商店橱窗，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激发人物贪婪欲望的罪恶的渊薮。同样的主题在刘呐鸥的小说《流》里也有展示。镜秋看到“辉煌的大商店里的商品成山的堆积”，和“做着苦马的棕色的人们”，想着：“这个都市不是有了这些肮脏的棕色的人们才活着的吗？是的，他们是这都市的血液，他们驱使着全身使机械活动，使人们吃着东西，穿着东西，使这都市有寿命，有活力。这都市的一切都是出于他们的手里的，谁说这都市的全财产不是他们的呢？但是他们却不时都像牛马似的被人驱使。”[36]物品是底层人生产的，城市建筑也是底层人参与施工的，底层人才是支撑城市的动力所在。但享用物品的人，永远不是他们。这种事实，穆时英在《偷面包的面包师》里揭示得更为明显。奶奶带孙子走到儿子工作的面包店，看着橱窗里摆设的“像绣出来的，绸缎扎出来”的各式花样颜色的面包垂涎不已，儿子便在奶奶生日这天偷了面包来家里吃，因此丢了全家赖以生计的工作。面包师吃不起自己做的面包，其中透露出社会的不公正更惊心动魄。在这里，作者借助商店橱窗展品的书写，展现的也是阶级对立及剥削压迫的主题。
柜台及商店空间也是展现殖民侵略压迫的最具说服力的形式。这些百货公司大都是“半外国”的，倾销大量的洋货，而中国人喜欢买的也是洋货。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无需赘言。在《偷面包的面包师》中，作者突显橱窗里摆设的是“纸洋人”，“是汽水、面包、蛋糕”这些西式食品口味对民众的诱惑，说明殖民势力从饮食方面对中国民众传统习俗的强大冲击。而其昂贵程度，普通民众的消费水平难以企及。在张天翼的小说《巧克力》中，小学生卞德全对橱窗里摆的巧克力垂涎欲滴，而他那做巧克力的姐姐也从不知道巧克力的味道。小说还描绘了橱窗里和巧克力摆在一起的景观是各种颜色的洋酒，以及巧克力的洋包装——盒子上的英文和洋人的图片。卞德全对巧克力的贪念，展现了洋食物对民众口味的侵蚀。在刘呐鸥的小说《流》中，镜秋看到商店玻璃橱里摆设的各种玩具“洋囡囡正与老虎，大象，狮子和这些猢狲，大耳狗，黑猫，耗子的小动物嬉嬉地游戏着”，感觉恍如进入“神仙故事的国”。但是，橱窗外“玻璃上映出来的是街头的美利坚兵从车夫的头上降了一身的铜货的珠雨，足蹴了两蹴，口里乱骂着，扬扬得意地走了去的图画”。橱窗里的童话世界和现实中上海街头欺侮车夫的美国大兵相映照，展现了残酷的殖民压迫和剥削的事实。作者特意点出橱窗“神仙故事的国”里放置的是“洋囡囡”，加深了此种画面对比的隐喻色彩，即西洋人在上海这样的都市里，犹如生活在神话故事的世界里——因为他们事事都被优待，而底层华人，却是被洋人和高级华人践踏的对象。
三、百货公司：作为女性生存空间场域
有论者认为，百货公司“所允诺的‘随意浏览’的一个明显的结果是促使了‘摩登女郎’的产生”，即是造就了“从头发丝尖儿起，至高跟皮鞋的最末一英寸止”“全都装饰着舶来的服用品”的摩登女性[37]，从而产生了不同于传统女性装扮与气质的新的女性形象。确实，百货公司空间的存在对女性意义重大。
首先是开拓了女性的生存空间，使她们作为“家庭主妇”的身份合理地置身于消费环境中，使普通的良家妇女得以合法性地置身于公共空间，为女性走出闺门提供了合法化依据。由此，百货公司塑造了新一代的女性，有利于现代女性身份的创建。尤其是“让女人能够作出既有见识又独立的购物决定”，使女性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意识。有研究者指出：“在消费资本主义那些早期……令人愉快的日子里，逛百货公司构成了其大部分内容，许多女性认为她们发现了更让人激动的……生活。她们对消费体验的参与和挑战推翻了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特征的复杂特质——依赖、被动……家庭内向和性的纯洁。大众消费文化给女性重新定义了性别，并开拓出一个和男性相似的个性表达的空间。”[38]女性在这样的购物空间中获得了自身生存的价值意义，获得了参入社会话语权的机会。而在文学中，对购物行为的叙事确实也有人物“个性表达”的意涵，具有多重意味。张爱玲《鸿鸾禧》中的玉清，是个“凋落的大户”人家的女儿，结婚的时候“父母给她凑了五万元的陪嫁”，“她把这笔款子统统花在自己身上了”，“她认为一个女人一生就只有这一个任性的时候，不能不尽量使用她的权利”。而婆家小姑子从玉清的购物行为中看到了“浪费”和“蠢”。小说通过女性购物的书写，展现的是女性被压抑的可怜处境及她所面对的复杂的家庭环境。而在《色·戒》中，男人陪女人买钻戒，让女人自主选择“有价无市”的“粉红钻石”——“有豌豆大”的钻戒，有“六克拉”重，价钱是“十一根大条子”，男人这样的慷慨使女人觉得“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从而放弃了暗杀计划。由此，购物行为作为重要的叙事场景进入小说的情节，并决定故事的结局。
其次，购物的过程对女性的心理、性格也是一种塑造，由此产生了消费社会语境下的新女性。鲁迅在《上海的少女》中，意味深长地写到普通日常生活中女子的购物，以及它给女性心理带来的成长印痕：
挑选不完，决断不下，店员也还是很能忍耐的。不过时间太长，就须有一种必要的条件，是带着一点风骚，能受几句调笑。否则，也会终于引出普通的白眼来。——惯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觉着这种自己所具的光荣，同时也明白着这种光荣中所含的危险。所以凡有时髦女子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这神气也传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们有时会看见她们在店铺里买东西，侧着头，佯嗔薄怒，如临大敌。自然，店员们是能像对待成年的女性一样，加以调笑的，而她们也早已明白着这调笑的意义。总之：她们大抵早熟了。[39]
购物的过程，蕴含着色情氛围的空间构成，使上海的少女也较早就具有了性别意识。所以，购物是“一种关涉形象处理、联想和价值阐释的主观体验，这种体验既是个人的、特殊的，也是社会的、构成的”[40]，女性在参与购物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以某种身份参与社会的一种形式，体现着女性的自我认知，而整体商业的社会环境氛围，形塑着女性的观念、肢体形态及言语情态。有论者如此描述百货公司对女性的特定行为的隐喻性：“百货公司是一个匿名的然而可接受的公共场所，它对女性开放，提供了大量新的机会和快乐——独立、幻想、无人监督的社交相遇、甚至是某些反俗行为。”[41]故而在文学中，百货公司空间叙事也蕴含着诸多的反俗行为的意涵。如刘呐鸥《流》中的购物场景，就是这样的“社交相遇”的场所：
啊，镜秋！
这一次却是美丽的金属声从后面唤着。镜秋回头看时看见是青云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大堆物品，被大百货店的筑建的怪物吐在大门口。
——快来给我帮一下。
这是命令，镜秋想着，走上去。[42]
于是镜秋帮她提包，很自然地陪她去百货店的绸缎部。在百货公司，在都市的街道上，人们“是匿名的，既没有背景，也没有历史。……是没有身份的人，是街道上所有人的陌生人”[43]。所以，镜秋和自己的雇主老爷的姨太太青云，在人流中的交际方式也脱离了日常生活中固定的身份限定。再看在绸缎部的购物场景：
绸缎部哄聚着一切虚荣的女人们。这种好，这个也要，长三在狎客的脸前不顾他的眼睛变黑，变白，甜蜜地说着，全丝面的法四缎子是灯光下的镜子。
——这好看吗？青云把缎子卷缠腰身上，装着体态，轻笑着问。
——啊，不错！可是你穿起了这个到街上去跑，恐怕要吓死了小胆的人们呢，正像一条出洞的青丝蛇！[44]
陪同去百货公司购物，成了一种正常的男女交往的社交方式。接下来，两人很自然地进入广东面食店一起吃饭。而在吃饭时，“台子下的镜秋的腿上感到了别的两条腿的软肉的强紧的压力”，对面是“一对发焰似的视线”的诱惑。吃完饭后，女人“装着魅人的体态”又要镜秋去陪他找个地方休息。——这一切的勾引缘于百货公司及街道空间无人监督的匿名特质。叶灵凤《永久的女性》中，想捕捉男人的女子与男人亲近的借口也是邀以陪同购物，尤其是购买衣物，就是因为百货公司匿名的购物空间有助于“构建挑逗性的、不道德的犯罪快感”[45]。在《流》中，刘呐鸥把女人勾引男人的最初场景设在绸缎部，蕴涵着绸缎部空间充满色情氛围的观念。青云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对镜秋搔首弄姿，而镜秋称青云为“青丝蛇”的比喻也是对其诱惑的回应。绸缎滑腻的特质和滑腻的美人蛇及女性的肌肤联系在一起，承载着色情符码信息。所以，有学者在对巴黎著名的全世界第一家百货公司Le Bon Marche 的描述中写道，女性被宣称能从对丝绸（而不是其爱人）的抚摩中获得更多的“能激起情欲的感觉”[46]。在莫尔那里，购物中心已经成为我们20世纪“满足肉欲的乐园”[47]。
所以，在海派文学中，百货公司空间成为一个特殊的展现女性职场环境及性别政治权力的场所。百货公司 “供应了一个可供观赏的环境，人们能在其中无目的地游荡，成为一个‘闲逛的女人’（flaneuse），去观察人群，去赞美和审阅新的时尚精品。这就是一个将女性看和被看的欲望合法化的环境——它让女性能够同时成为观看、欣赏的主体和客体，只要她去商场，就能同时拥有窥淫癖和自恋者的愉悦/权力”[48]。由此，作为购物场所的百货公司空间，由于有了女性的加入及其匿名特质，也成了暧昧的场所。这不仅是因为百货公司是女人理所当然的购物场所，更是因为百货公司的销售策略，要雇佣美貌的女职员。有学者在考察百货公司的职业女性时指出：“尽管百货公司向女性求职者与女性消费者开放，其性别意识形态仍相当暧昧。表面上百货公司提供女性工作机会，但她们的角色是‘以色诱人’，也就将女子职业纳入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和认定女子有能力、也应该追求经济独立的女权主张大相径庭。”[49]林微音在《三公司》里就这样写道：“公司方面还入时地雇佣着女售货员。女售货员大都设在男子应用品的柜台上，如烟草柜之类。……自来水笔柜台上的女售货员总是更精选的。”“而在主顾是女子的柜台上，如化妆品柜，它的售货员却往往是男子的，而且是精选的男子。至于绸缎部，非特售货员是一律的男子，而且大半还是苏州人，会小心侍候着他们的主顾。”[50]女售货员大都来招呼男子，而为用“自来水笔”高阶层知识分子服务的女售货员要好好挑选，男售货员为女子服务——这其间透露出的购物之间的暧昧意味不言而喻。黑婴在《忧郁姑娘》中，这样描写了一个销售场面：
国货公司的时式的陈列橱的Neon light吸去了一对对挽臂而行的男女。里头的女店员却嘻嘻地笑在三星牌的牙膏上面，一只鹅蛋形的脸，朝着那些患了色情狂的青年；牙齿是匀整而且洁白的，聪明的管理员有意把她摆在这里，还教她不妨对顾客们说：
——你瞧，我的牙齿……我是用三星牌的呀！[51]
小说中的女店员和商品及广告一样，成了陈列的被看视被欣赏的景观，她服务的对象是“色情狂的青年”，暗示了无所不在的性暧昧，也点出了商店雇用漂亮的女店员完全是出于销售策略迎合买家欲望的事实。由此可见，现代历史时期的女性并不是纯粹的职业女性，而是作为商品销售的一个辅助物，被商家利用的含有色情意味的服务工具。施蛰存《特吕姑娘》中的秦贞娥，本来想谨守部长的训言好好工作，每天，她“对每一个主顾微笑着。应付着她的男女顾客，写发票、打铃，整理货物陈列橱”，但在消费语境下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被看被追逐的色情对象：“秦贞娥小姐在永新百货店的香妆品部服务了两个礼拜之后，开始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了。因为在两礼拜之间，她的主顾大多数是女客，不是袅娜轻盈的小姐们，就是雍容华贵的太太们；但现在，显现在她面前买香妆品的，却渐渐地几乎要纯粹是整洁的青年绅士了。”[52]这些绅士们借买东西趁机向她搭讪，送她礼物，悄悄地把信塞在她的发票簿子里，邀她看电影，跳舞，“说上一大堆肉麻话”，而有关她的谣言也四处飞扬，男人们品评她的“姿态和容貌”，差不多成为小报“唯一的谈料了”，并被认为她热情的销货术会危及“公司的名誉与信用”，展现了现代历史时期百货公司空间蕴含着的对女性的性别政治认定。
从《特吕姑娘》中还可以看出，百货公司构建的匿名暧昧空间滋生了新型的人际交往方式。百货公司空间成了男性追逐女子的场所。一方面是长相漂亮的女店员受到男性的追逐；另一方面，百货公司聚集了前来购物的时髦女子，这些摩登顾客也成了男人的猎艳目标。男人们专挑这类地方来“看”或者勾搭女人。1933年出版的《玲珑》杂志中，刊有一位女店员的自白：“有一种男子，他们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所以便是拿逛百货公司做日常生活了，他们不大买什么，只是东张西望，满足他们的眼福。”[53]并说自己做店员的两年时间里，曾“经受过二十多个这种男子的进攻”。1925 年5 月 6 日《金钢钻》小报刊登了一首打油诗曰：“对此桃花人面红，留恋不忍去匆匆，细将价格殷勤问，也算双双情话浓。”[54]即是说一位男性，在柜台看到“艳如桃李”的女店员，“神魂颠倒累日”这样的事实。施蛰存《圣诞节的艳遇》中的主人公就是在先施公司的“化妆品柜台”遇到心仪的漂亮女人，于是“就跟着，跟着，从先施公司到沙利文这一段路就成为我的恋爱学的Laboratory(实验室——笔者注)了。于是我们在沙利文喝咖啡”。[55]而结果是这两个漂亮女人骗了男主人公一大笔钱。可想而知，女人也是去百货公司的化妆品柜台捕捉上钩的男人。百货公司是流动性的陌生人集结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是建立在对其出身及家族血缘的了解上，而是建立在其衣饰装扮及仪态举止上，故而也成了行骗的场所。尤其是百货公司化妆品柜台空间，便也成了身份复杂之女性光顾的地方，带有隐喻的意味。叶灵凤《永久的女性》中，作者把男女约会的地点选在先施公司的文具部，文具部是与书香、艺术有关联的地方，暗示的也是男女主人公性情的清丽、脱俗，精神上有着艺术化的高贵追求。
也许正是因为百货公司构建的暧昧空间，使得海派一部分小说作家把性感女郎想象成百货公司女职员。如穆时英在《谢医师的疯症》里写到令谢医生陷入疯狂的女病人，有着轻盈的体态：“轻柔的香味，轻柔的绸的磨擦声。”[56]面对这样的性感女郎，谢医生想象着病人的身份：“他看见她穿了黑色软绸的衣服，站在百货商店文具部的柜子里边，在派克自来水笔上面摆着张扑克脸，用上海南京路的声调拒绝着一位纨绔子弟的上逸园去茶舞的请求。”[57]把性感女人想象成百货公司的职员，从中透露的观念信息意味深长。而在《中国行进》里，穆时英书写的百货公司店员黛茜几乎和妓女的形象无异。作者在写她面对富人刘有德的时候，“俏媚眼和笑从她的脸上浮了上来”，向他“摆着风情的脸色”，又接受了刘有德的贵重礼物并诱惑他一起吃饭。最后，达到目的的“娇小的黛西笑嘻嘻地拿了新的手提袋，嘴上擦了胭脂，穿了黄的绸衬衫，挂了条水晶项圈，手杖似的挂在刘有德先生的胳膊上了”。[58]作为售货员的黛茜，为着商品的倾销和自身的贪欲不择手段，这样的公司售货员形象的塑造映射出的也是时代对这类女性品格的认定及想象。《玲珑》杂志中有女店员如此自白：“在平常社会人目光里，女店员是一种很不好的职业。他们攻击的理由，便是女店员多浓妆艳服，态度妖野，专以引诱异性男子为目的。狠一点说，行为跟妓女没有什么分别。”[59]即是不争的社会现实。1936年8月21日新闻报茶话栏里登载“添招女职员的黑幕”，说的即是名为招聘女职员，实为招妓的一种社会现象[60]。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商业社会，确实只是把女性当成点缀来提升营业额。据史料记载，“各机关对于选择女职员，完全重貌不重才，在应聘的当儿，他们先把女子头上，身上，脚上，看了再看，相了又相，然后再决定伊们的去留，倘使前去应聘的女子没有一张漂亮的面孔，那是很难录取”[61]。“他们雇佣卖货员的标准，并不是甚么的学识经验，而只在于‘年轻貌美’，风气所向，商店里女卖货员，自然趋向花瓶化了。”[62]《申报》(1932年5月27日)中的《女店员》，写到A和B去百货公司应聘，论学识，“Ａ比Ｂ胜过不少”，但Ｂ面貌身段好，所以最终录取的是Ｂ，所以“公司招考女店员，是以貌取人，而不是论才录用的。”[63]
在这样的风气里，作为家庭中的丈夫，自然不能允许自己的妻子外出工作。1936年《申报》杂志上刊载的文章中，就有丈夫这样说：“不能，这是绝对不能的，我宁愿一个人尝尽了辛苦来维持这家庭，而不愿你去谋求职业。”[64]此种思想也反映在文学中。在张爱玲的笔下，上流社会的子女不能去求职业，那会影响到她们的身份。所以，《花凋》中，“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创世纪》中家世败落的潆珠，虽然只是一个穷女孩子，但还是“知道顾体面”，对亲戚朋友总是这样说：“我做事那个地方是外国人开的，我帮他们翻译，练习练习英文也好，老待在家里，我那点英文全要忘了！他们还有个打字机，让我学着打字，我想着倒也还值得。”可见，当时的观念下，作女店员还是不体面的、有损上流社会身份的行为，这也体现出妇女解放之路的艰辛。
余 论
福柯曾经这样强调空间的重要性：“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65]上海自1843年11月正式开埠始，国外资本在租界建筑房屋，开始了不同于传统农耕文明社会生产方式的新空间的生产。这种新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模式，它不仅生产出资本所期望的剩余价值，更重要的是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观念形态。可以说，从晚清到现代，上海社会的价值观念变迁，最初始的地方就是这些新空间。换言之，西式空间在上海现代社会的构建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百货公司就是这样的资本空间。1917年先施公司开始营业，一直到三四十年代四大公司的辉煌，上海也由此走向繁荣，成为世界第五大都市。百货公司空间的开拓，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更重要的是形塑了观念形态多样的民众，出现了新感觉派笔下以消费为主要人生真谛的摩登女郎，为都市多样态的形成提供了无限可能的发展空间。所以，开放式的现代上海的形成离不开以百货公司为首的都市消费空间的开拓。日本学者菊池敏夫就认为，“摩登上海”诞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以南京路为中心的百货公司空间的创建。
在这样的视界中考察百货公司及其周边衍生的娱乐场所就非常有意义。本文有关百货公司空间的考察还只是在微观层面上，着眼于具体的海派文学中的文本所书写的百货公司空间，考察其中所潜藏的观念变迁。在具体文本的考察中，海派作家笔下的百货公司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购物场所，而是一个有多层意蕴的空间存在。诚如亨利·列斐伏尔指出的，“空间从来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66]。百货公司及由此建立的一切娱乐空间也都有其意识形态的功用。为此，文学中的百货公司空间书写成为有意味的形式。
福柯认为，建筑形式本身可以有一个先天性的政治意义和可能性。他声称：空间位置，特别是某些建筑设计，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建筑自18世纪末叶以来，逐渐被列入到人口问题、健康与都市问题中。……（它）变成了为达成经济——政治目标所使用的空间布署的问题。”[67]那么，百货公司空间书写是否也蕴含着宏大的政治意义？这是有关百货空间叙事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注释：
[1] 吴福辉：《五光十色的上海文坛》，张炯、邓绍基、樊俊主编： 《中华文学通史 ·近现代文学编·现代文学（下）》（第7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年，第75页。
[2] 汪民安：《现代性的巴黎与巴黎的现代性》，[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序二）》，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序二》第Ⅺ页。
[3] 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8页。
[4] [挪威]诺伯格·舒尔兹：《存在·空间·建筑》，尹培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页。
[5] [日本]菊池敏夫：《近代上海的百货公司与都市文化》，陈祖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4页。
[6] 转引自[日本]菊池敏夫：《近代上海的百货公司与都市文化》，陈祖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4-135页。
[7] 连玲玲：《打造消费天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8] 吴昊：《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1911-1935）》，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 70页。
[9] 叶灵凤：《叶灵凤小说全编》（上），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32页。
[10] 白先勇：《上海童年》，《白先勇文集》（4），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167页。
[11] ［英］米卡·娜娃：《现代性所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严蓓雯译，罗钢、王中忱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
[12] 吴昊：《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1911-1935）》，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 70页。
[13] 欧大卫：《上海百货公司有其特殊创业史》。转引自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21页。
[14] 叶灵凤：《叶灵凤小说全编》（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419页。
[15] ［日本］芦原义信：《街道的美学》，尹培桐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52页。
[16] ［美］奈杰尔·科茨：《街道的形象》，卢杰、朱国勤译，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
[17] 汪民安：《街道的面孔》，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
[18] 施蛰存：《春阳》，《施蛰存全集·十年创作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7页。
[19] ［美］蒂姆·爱德华兹：《狂喜还是折磨——购物的当代性质》，凌海衡译，罗钢、王中忱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 152页。
[20]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21] 郑素行：《都市里初冬的一角》，《大晚报》1936年11月28日。
[22] [法]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4-125页。
[23] 穆时英：《街景》，《穆时英全集》（第2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69页。
[24] 滕固：《石像的复活》，滕固：《外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25] 张爱玲：《创世纪》，《张爱玲文集》（第2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53页。
[26] 连玲玲：《打造消费天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62页。
[27] 蒋光慈：《少年漂泊者》，《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蒋光慈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57页。
[28] 周乐山：《上海之春》，《良友》1931年第56期。
[29]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30] 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蒋光慈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22页。
[31] [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2页。
[32]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册），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1页。
[33] 蒋光慈：《少年漂泊者》，《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蒋光慈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1页。
[34] ［英］米卡·娜娃：《现代性所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严蓓雯译，罗钢、王中忱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98页。
[35] 施蛰存：《四喜子的生意》，《施蛰存全集·十年创作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3页。
[36] 刘呐鸥：《都市风景线》，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37] 陈惠芬等：《现代性的姿容——性别视角下的上海都市文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4、155页。
[38] 转引自［英］米卡·娜娃：《现代性所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严蓓雯译，罗钢、王中忱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
[39] 鲁迅：《上海的少女》，《申报月刊》1933年第2期。
[40] ［美］蒂姆·爱德华兹：《狂喜还是折磨——购物的当代性质》，凌海衡译，罗钢、王中忱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
[41] ［英］米卡·娜娃：《现代性所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严蓓雯译，罗钢、王中忱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90页。
[42] 刘呐鸥：《都市风景线》，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43] 汪民安：《街道的面孔》，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44] 刘呐鸥：《都市风景线》，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45] ［美］彼得·杰克逊、尼格尔·斯内夫特：《消费地理学》，李宏伟译，罗钢、王中忱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 451页。
[46] 参见［英］米卡·娜娃：《现代性所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严蓓雯译，罗钢、王中忱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97页。
[47] ［美］彼得·杰克逊、尼格尔·斯内夫特：《消费地理学》，李宏伟译，罗钢、王中忱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 451页。
[48] ［英］米卡·娜娃：《现代性所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严蓓雯译，罗钢、王中忱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90页。
[49] 连玲玲：《打造消费天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89页。
[50] 林微音：《三公司》，陈子善编：《夜上海》，北京：经济日报社，2003年，第98页。
[51] 黑婴：《忧郁姑娘》，《妇人画报》1935年第27期。
[52] 施蛰存：《特吕姑娘》，《时代》1933年第5卷第2期。
[53] 施莉娜：《一位女店员的自白》，《玲珑》1933年第3卷第8期。
[54] 兰隐：《女店员》，《金钢钻》1925年5月6日。
[55] 施蛰存：《圣诞节的艳遇》，《妇人画报》1935年第25期。
[56] 穆时英：《谢医师的疯症》，《穆时英全集》（第2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52页。
[57] 穆时英：《谢医师的疯症》，《穆时英全集》（第2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53页。
[58] 穆时英：《中国行进》，《穆时英全集》（第2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71页。
[59] 施莉娜：《一位女店员的自白》，《玲珑》1933年第3卷第8期。
[60] 《添招女职员的黑幕》，《新闻报本埠附刊》1936年8月21日。
[61] 祝瑕：《女子职业在哈尔滨的一页》，《申报》1936年3月7日。
[62] 王吾君：《怎样洗去花瓶的耻辱? 》，《玲珑》1935年第5卷第27期。
[63] 影呆：《女职员》，《申报》1932年5月27日。
[64] 李守真：《现代职业妇女所受的迫害（上）》，《申报》1936年12月12日。
[65] [法]福柯：《空间、知识、权力》，陈志梧译，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14页。
[66] ［英］迈克·迪尔：《后现代血统：从列斐伏尔到詹姆逊》，季桂保译，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3页。
[67] ［英］戈温德林·莱特 、保罗·雷比诺：《权力的空间化》，陈志梧译，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原文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永丽(1970—)，女，山东烟台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图文编辑：王亚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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